杨建顺：以立法促人才发展

牟宗三说：真我要与自己逆，要自我坎陷，不可一味顺。

理学思想体系庞大，范畴十分丰富，而且各学派有观点各异，但其学术体系主要由理气论、性理或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三个部分组成。理学为什么可以简称为性理之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理学体系的性与理两个核心概念做一些分析。

[[18]] 《正蒙·诚明篇》，《张载集》，第21页。[[8]]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江西提举司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厅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942页。但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人性论思想毕竟与理学所要建构的性理学说有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向来是把究天人之际作为最高的学问，而宋代盛行的性理之学或性命之学恰恰是这种究天人之际思想的经典表达。张载因之提出性能使得有无、虚实通为一物，性是万物之一源的观点。

苏轼虽然认为性与天道的问题难言，但是他仍然将人性与天理连通起来，认为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14]]，这种由人性而尽天理的观念，和后来理学家的性理学说有相通之处。当他在谈格物致知、穷理、察识的时候，往往表现对外在事事物物之理的关注。是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

……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4]]他将人之性与天之理等同起来，那么，復其初就具有回复到天理的至上意义。而宋儒要完成的一项根本使命，就是要复兴儒学的人文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儒家的名教提升为天道，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建构一个具有名教内涵的形而上之天道。……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

[[9]] 包括魏晋在内的历代儒者在注释子游、子夏的这段话时，都是从学业有次上理解洒扫应对之末与大道之本的关系，宋儒的注释也离不开对这段话文意的基本理解，所以朱熹也说：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25]] 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儒藏》精华编，第41页。

为什么必须经由下学的渐进工夫而上达呢？朱熹在诠释《大学》格物致知的原理方面做了很好的说明。[[2]] 汉以来各注家多从礼教方面来解释孔子这段话。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二程在诠释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时说：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

[[17]]宋儒坚持儒家的圣人之道是显微无间、内外合一、本末一贯的，故而在工夫论上就决不能象玄学家那样崇本息末，而是一个由下而上、由末达本的修养过程。宋儒在诠释《论语》时，首先就是以思孟学派的先见去理解孔子，从而坚信孔门弟子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此至论即是孔子性与天道之论。故而下学上达成为宋儒工夫论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这种下学人事的工夫必须得通过对一事一物的穷理致知才能完成的。

[[15]] 以上所引宋儒对仁之体的诠释，尽管其具体内涵不同，或以天人一体的境界言仁之体，或以天理之周流状仁之体，但是他们的解释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论语》中作为为人之道的仁、道德情操的仁上升为一种贯通天地万物的宇宙精神，一种主宰世界万象的普遍法则，总之是周流于天地、万物、鬼神的形而上之天道。在宋儒看来，洒扫应对之事是形而下者，但洒扫应对之理则是形而上者，理是不能有大小精粗之分的，它就是形而上之道，所以程子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是圣人之道。

其次，再讨论理学的涵养工夫。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三、宋儒圣人之道的下学工夫 宋明理学是通过本体—工夫的相互规定、双向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或哲学体系。宋儒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总是以体用通贯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仁学，从而将生活日用的仁学上升为形而上之道。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论语》一书多谈成圣的下学工夫，宋儒在诠释这些下学工夫时又强调此正是上达之道，他们坚持说：夫圣人之道，无显微，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本末一以贯之。朱熹引程子注云：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

但是，朱熹在注释《论语》的第一篇之第一章时，就大讲性，并且赋予了人性以多重哲学意义：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朱熹注：学之为言效也。当然，魏晋玄学也谈到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3]]，将学与人的情性结合起来，对宋儒有启发性意义。

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14]]  胡宏：《知言·汉文》，《胡宏集》第192页，中华书局1987年。

所以，他们在诠释《论语》中无处不在的德性涵养工夫时，总是在不断地赋予这种日用工夫以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

另一方面，以无为本又是他们进入到形而上之本体境界的方法，他们认为圣人必须通过无执、无为、自然、冲虚的修证工夫而进入到无的本体境界。但是宋儒则在推已及人的人道中体悟、阐发出了天道，朱熹注解说：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12]] 吕大临：仁者以天下为一体，天秩天序，莫不具有。朱熹在《论语·子张篇》的注释中指出：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

可见在思孟派那里，人性是与天道相连结的。[[5]] 朱熹在诠释孔子一以贯之的人道时，汲取了《中庸》、《孟子》以诚综合人道与天道的思想，从人道中推演到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的天道。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理学思潮的崛起与玄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玄学思潮希望解决而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儒藏》精华编，第1页。[[20]] 朱熹：《大学或问》下，《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25页。

朱熹在诠释《论语·卫灵公》第二章时，借孔子与子贡有关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的对话，阐发了这一主张，《论语或问·卫灵公》中载朱子的解释说： 盖子贡之学，固博矣，然意其特于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当然，而未能知夫万理之为一，而廓然无所不通也。致知是一种追求知识的认知活动，而涵养则是生活日用的实践活动。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达天理而何哉？[[18]] 朱熹认为只能通过下学人事的致知工夫，才能真正实现上达天理的本体体悟。显然，孔门之道均是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为人之道。

两宋儒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已转至夫子罕言的‘天道性命议题，‘尽伦、‘尽制不是不重要，但圣王这些事业现在被认定只有建立在‘性命的基础上，它们才可以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宋儒所能找到的学术资源就是儒家经典文献中的《中庸》、《大学》、《孟子》以及《周易》，因为这些早期儒家典籍中拥有不少《论语》中少谈的性与天道的学术资源。

从表面上看，魏晋名士推崇儒家的圣人理想，强调要遵循现世生活中的名教，并且为圣人及名教寻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理学的圣人之道要建构成为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有体有用之学，当然他们也必须通过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才可能为儒家名教确立形上之本体。

但是，由于他们把圣人的本体归之于无，把名教的依据归之于自然，故而从根本上淡化甚至消解了儒家的价值理想。今程子以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何耶？（朱子答）曰：学者学乎人事，形而下者也。